自庚子年，疫情封城，传统木匠的生意就越来越少，即便如此，年近古稀的他们依然在街头坚守。
　　这两年木匠的活愈发难做，要么自备面包车，把后面的座位都卸掉，装上沙带砂盘机、气钉枪、手持电刨、圆形打磨机等等，把后备箱掀开来“等活”，木匠们搬张躺椅眯着眼睛，叼着五块钱一包的“大前门”吞云吐雾地等着雇主，整车的现代化工具在昏暗窄小的车厢里等着挑选。
　　要么就像眼前这个老头一样，背着一个老旧的绿色帆布包，包里有：锯子、净刨、墨斗、小方尺、打凿和鲁班尺等等。我更喜欢后者，帆布包里每一把工具，都带有传统木匠的印迹，也让人对木器更亲近。
　　真正接触过解木匠的人，你就会明白他们对事业的崇拜，“木头也是有灵魂的，干木匠活，只需眯了眼，拿上手里的工具，墨斗弹尺定线、小方尺定点、小孔手工打凿、粗坯用力净刨、露出细腻白白的木质就要用砂纸慢磨，木头与砂纸碰撞还会散发出一股特有的清香味。”父亲说起木头就像孩子一样，能喋喋不休聊很久。
　　父亲说建房、锯木是一件苦事。每逢雨季，对于木匠来说就是一道坎儿，木头不能碰水，雨水一泡就烂，遇到乌云压顶，他就像突击队员一样，迅速地用塑料布、尼龙袋、大遮阳伞，将木头严严实实地盖上，用绳子封紧，生怕被水沾湿。
　　盛夏的雨通常都来得十分迅猛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不一会工夫天上乌云密布，眼看雨就要下起来，木头还没有盖完，雨鞭子已经抽打下来，雨水浇在头发上、抽打在脸上，湿透了全身，大雨过后，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还要继续锯木。父亲说：“为了生活，咬牙也要坚持”。
　　上个世纪的农村，谁家有婚嫁喜事，都会请木匠到家中打几套嫁妆，谁家缺什么家具，也会请木匠来打桌子、凳子等家什，那时的木匠生意非常红火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变迁，曾经从木匠手中制作出来的家具，已经被现代化工厂的生产线所取代，曾经挑着工具走村串户的父亲，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。
　　家中有一处是父亲专门摆放工具的地方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擦拭上油，保存得非常好。他以前去雇主家做工，木料都是自己用双肩扛着去，姜黄色的无袖背心一次又一次被汗水洇湿，汗渍周围，结了一层薄薄的、硬硬的盐霜，遇上好心的雇主，进门后会给一瓶饮料，父亲总是偷偷留下来放进帆布包留给我们喝。有的酸、有的甜、还有的苦，苦得能呛人流眼泪。
　　高中毕业，父亲带我进城，遇到街坊他便会说：“我女儿，今年刚考上大学，以前只知闷头读书，外头的人情世故都不懂，带她出来走走，补上这一课。”有熟人问孩子大学读什么专业，他说：“她自己要念设计，以后带我住她设计的大房子”。
　　那时我从“埋头读书”的状态中，一下子被推进了五光十色的市井生活，就像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发言人被推到讲台上，有点力不从心。跟着父亲墨斗弹线、角尺度量、斗拱拼装，都慢上一拍，当父亲的，常会半是嗔怪半是怜爱地对着我低沉地轻声呵斥，像鞭策，又像勉励。父亲说：“墨斗装知识、小方尺定方向、打凿练耐心、鲁班尺能丈量人生”。
　　总之，那次是父亲几十年来做的最扬眉吐气的一次活，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，他是那种牵挂和不舍，跟着他一个月，皮肤晒得黢黑，拿着雇主给的百元大钞，我去千里之外上大学了。走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根“山城牌”八角木工铅笔，他说：“娃子，好好学习，铅笔写错了能改，人生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了”。
　　辛丑年，疫情解封，传统木匠的生意开始回春，我回老家接父亲进城，眼前这个花甲之年的老头，依旧背着一个老旧的绿色帆布包，包里有，锯子、净刨、墨斗、小方尺、打凿和鲁班尺，坐在木匠市场等活。我下班后到木匠市场接父亲“咱歇了吧！”父亲露出一丝丰收后的疲倦和淡淡的寂寞说：“走，回家”。